2022年4月23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中华文明日本传播史”工作坊会议于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会议共有来自中、日高校的21位学者参加，并吸引了200余名听众同时在线关注与互动。刘玉才教授主持会议并做开幕致辞。

《中华文明传播史》是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在已开展的《中华文明史》外译本系列、马可·波罗研究、东亚汉籍研究等课题的基础上，于近年启动的重大学术项目。项目将中华文明的研究目标置于国际传播视野之下，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东亚文化圈、东南亚华人文化圈等追踪中华文明传播的轨迹，并梳理中华文明在不同地区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产生的影响。“中华文明日本传播史”是《中华文明传播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分别在历史与制度、思想与文化、汉籍与文学等专题领域开展研究编纂工作，此次会议是各专题工作坊的汇集研究发表和编纂研讨。

会议主界面

工作坊会议分设五个学术单元，共有21位学者发表论文或编撰纲要，张明杰、严明、河野贵美子、童岭、王青分别主持了单元会议。其中如早稻田大学河野贵美子教授的《从中华文明传播史看日本平安时期的语言及学术体系》以辞书和类书的结构与分类方法等要素为焦点，对平安时期的学术体系以及知识框架进行了讨论。上海师范大学严明教授《日本汉诗的去中心化趋势及异质边界》，从作为混杂语言的汉文训读入手、从非均质的文化交流空间出发，探讨了日本汉诗史演进逻辑，确认其最终导向对汉文学受容的去中心化趋势。广岛大学陈翀副教授《试论日本古钞汉籍文献学之构筑及伪本举例》，通过基础框架、史料整理、要注意的问题三个部分阐述了建构日本古钞汉籍文献学的思路。张明杰的《中日合璧文人画论——陈师曾<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出版始末》梳理和考察了《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的编辑、出版始末，认为陈师曾与大村西崖先后发表基于各自立场的文人画论，既是巧合，也是两国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朴彦的《太宰春台对荻生徂徕所倡“王李”诗文的批判》认为，春台对明代复古派“李、王”古文辞学的否定和批判造成了古文辞学派内部的意见不合，导致了山本北山等人的质疑和排斥，最终引发了古文辞学派的衰落。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英刚的《两个长安：唐代寺院的宗教信仰与日常饮食》，将信仰和戒律的因素纳入到对中古社会史的研究中，指出，佛教寺院的日常生活和戒律，使其成为长安城中带有神圣色彩的空间，而佛教寺院引领的时代潮流如素食和持斋又影响到整个长安城的生活场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尹磊副馆长《从阿倍仲麻吕到朱之瑜：中华科举制日本传播的再检讨》讨论了江户时代课试制度、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的考试方式以及朱舜水的科举观。郑州大学王连旺副研究员《中国古典文艺与日本五山文学》，提出要凸显元代渡日禅僧在传播宋元文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力图构建超越时代、国别、学科藩篱的五山文学研究新模式。

会议每个单元根据发表议题进行综合讨论，讨论气氛热烈，学者各抒己见、听众积极提问，深化了对该论题的认识。南京大学童岭教授发表《“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唐王言视野下的日本国书事件》以《魏书·西域传·波斯国》的波斯《国书》为例证，认为第二次遣隋使（607）携带的国书中，分别称倭国、隋朝最高统治者为“日出处”“日没处”天子，只有单纯的地理方位之别而无尊卑之意。论题引起广泛兴趣，在综合讨论阶段，众人结合新疆出土护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与《尔雅》《淮南子》等传世文献，就“日出处”“日没处”有无褒贬色彩及其程度强弱，进行了热烈讨论。陈翀副教授《试论日本古钞汉籍文献学之构筑及伪本举例》提及现存日藏古钞本分类的问题，并回应观众提问，对“古写本”“古钞本”“卷子本”等概念进行了辨析，童岭教授又对“钞”“抄”之别做了补充。

此外，大阪大学林晓光准教授有关汉魏六朝时期中华文明日本传播史的撰写构想，提出“是否应同时重视有形、无形两方面的文明”“如何看待‘文明’的范围及重点”等具有共性的问题。河野贵美子教授指出，日本学界在进行中日文明比较研究时，较少使用“传播”一词，而更多使用受容、消化、交流等术语，因而如能厘清“传播”之意涵，则《中华文明传播史》项目有可能在现有成果上有进一步突破。刘玉才教授表示，传播具有“流传”与“播种”的字面之义，但并非只是单向度的影响，拉丁文中传播一词具有的“分享”义项，或许更为契合。

会议线上合影

会议因为时间和线上形式所限，许多发表论题不及展开。刘玉才教授在总结阶段表示，今后将开展更多专题讲座与小范围的讨论，以供大家畅所欲言，同时对于《中华文明传播史》平实严谨、简明扼要的撰稿风格与体例做了说明，希望大家加快写作进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与商务印书馆就此项目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鼓励参与学者在完成承担章节同时，撰写专题论文结集发表，或将撰稿内容改写为专题读物独立出版。（文/谢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