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北大西校门不远处，便能看到化学北楼悬挂的牌匾——“大雅堂”。这座燕京大学时期便留下来的建筑现在是国学研究院和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办公楼。基地主任袁行霈取班固《两都赋》中“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之意，为基地办公场所命名，寄予了大雅宏达之士汇聚于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期望。
十年来，汉学家研修基地将学科交叉的理念贯穿其中，整合北大传统人文学科，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通过学术交流传播中华文明。
以译为桥，传播中华文明
2006年，历时6年编撰的囊括文学、历史、宗教、哲学、民俗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的《中华文明史》问世。从中华文明的曙光到辉煌的青铜文化，再到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建立和曲折发展，以及变革图强中催生的近代文明，以袁行霈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来自文、史、哲、考古等专业的36位专家学者将中华文明的光辉与进程放到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准确地勾勒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
这本被海内外学界称为“理解中国的好书”，得到了海外汉学家的高度肯定。自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华盛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康达维提出将此书翻译成英语之后，《中华文明史》的英译本、日译本、韩译本、塞尔维亚语译本先后问世。
“《中华文明史》的外译工作是海外的一流汉学家、海外的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完成的，并且能够进入到海外的学校以及一些民间图书馆，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化进入海外主流社会。”中文系教授刘玉才告诉记者。
刘玉才见证了日译本的推出。《中华文明史》日译本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主持翻译，以增进中日文化交流为己任的日本潮出版社进行出版。在2015年的日译本首发式上，近400名日本文化界、出版界、学界、政界、传媒界等人士出席，是日本近年来少有的文化盛事。刘玉才曾在日本岩手县一个很小的市民图书馆，惊喜地看到了《中华文明史》的日译本。在他看来，这套书在日本图书市场和日本民间已经得到了认可。
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借助海外译本的桥梁在世界各地开出了花朵。2019年7月，汉学家研修基地又启动了《中华文明传播史》的编纂研究。项目邀集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针对中华文明传播的主要路线和实际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计划通过专题研讨会、工作坊、实际考察、合作编纂等形式，完成专题论文集、考察报告、文献资料集、普及丛书和多卷本《中华文明传播史》成果，可望成为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服务国家战略、强化国际学术合作、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大工程。
丝绸之路的使者：马可·波罗研究
“城内有一座大理石的宫殿，富丽堂皇，殿堂殿房里都都有金色，绘有各种花木鸟兽，工巧至极。”
一本《马可·波罗行纪》让无数的欧洲人一下子记住了中国这个遥远东方神秘的国度。
作为记载东西方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马可·波罗的事迹和“丝绸之路”的概念在19世纪传入中国，但目前通用的版本仍然是使用1936年冯承钧先生的译本。为此，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自2010年启动“马可·波罗研究计划”，购入大量相关学术资料，深入总结中外现有研究成果，联合海内外学者，翻译、整理有代表性的《马可·波罗行记》文本，全面汇注集释，计划尽快出版《马可·波罗行记译注》。
“马可·波罗是蒙元时期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一个典型，而且他走过陆路，也走过海路，为我们留下丰富的记载。但马可·波罗并非当时丝绸之路上唯一的旅行者，还有许多商人、使者、传教士也穿行其间。”在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期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这样写道。在文本研究之外，汉学家研修基地还积极组织在海内外汉学家进行学术考察，考察地域从宁夏、甘肃、浙江杭州直到伊朗、意大利等。
此项研究推动了学术成果的大量产出，除了已经出版的《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等多种书籍，《国际汉学研究通讯》还专门开辟了“马可·波罗研究专栏”，刊载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察报告。
袁行霈向汉学图书馆“翦伯赞文库”捐赠者张传玺颁发捐赠证书
“白手起家”的汉学图书馆
买下东京多家书店关于中国研究的90箱日文资料，几位教授拖着板车奔波在东京神保町的书店和邮局，这是基地汉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潘建国对图书馆的初建时的讲述。“这第一批书奠定了汉学图书馆的基础，到目前也还是我们图书馆非常珍贵的资料，很多书籍是北大图书馆检索系统里面的唯一藏本。”
创建一个专门收藏汉学研究文献的图书馆，是汉学家研修基地成立之初就确定的一大目标。“哈佛的燕京学社、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之所以几十年乃至百年屹立不倒，一个很重要的硬指标，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收藏丰富的学术图书馆”，潘建国介绍道，“我们希望汉学家研修基地将来成为关于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高端学术机构，并且配套建立世界第一流的专业图书馆。”
除了购置图书外，国内外汉学家的捐赠也是图书馆的收藏特色。205箱、8000多册的中英文文献，来自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康宜教授的无偿捐赠是汉学图书馆接受的第一份捐赠，“英文世界出版的关于研究中国文学、中国诗歌、明清文学的专题性的文献，刚好国内图书馆比较缺乏的。”潘建国告诉记者。
由清史研究奠基人孟森先生家属捐赠的200多册学术遗稿构成了图书馆的第二个专题文库。“如果将孟森先生留下的毛笔手稿进行拍卖，可能是笔不菲的数字，孟森先生的孙子是一个很朴素的退休工人，家境也不富裕，住着一套老房子，在他看来，祖父的东西不能随便卖掉，让它们回到祖父曾经工作过的北大是最好的选择。”
目前，汉学图书馆藏书43000余册，共有8个捐赠的专题文库，形成经学、西域史、东亚汉籍以及东亚汉文学等特色专题藏书。这些藏书中有线装书、日文书、手稿、信札，还有书法作品，但更多的是有关中国文明的专题性研究资料。
“所谓的学术薪火相传，正是借助书籍这个载体，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传播了学者之间的情感关联和他们共同的信念价值观。我们把这些书籍收藏起来并且守护好，让更多需要的人可以做出新的学问，这是图书馆一个最重要的职责。”潘建国说。
多元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汉学家研修基地曾经请过一位日本的学者围绕唐代长安进行交流，他从不同的切入角度探究了很多关于长安的生活场景的话题，比如说长安城里的青年男女怎么恋爱？他们有什么样的交往场所？研究内容非常接地气。”在刘玉才看来，国外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不仅能够开阔学术视野，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有比较深入的互鉴。
十年来，基地先后邀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耶鲁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学者担任“大雅堂讲座教授”，并接受来自30个国家的170余位汉学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演讲和进修。
基地十年间共组织国际汉学系列讲座和学术报告会136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麦大维，法兰西远东学院前院长汪德迈，都曾在大雅堂发表重要学术演讲。基地还举办“国际汉学与汉籍流传”、“中日书籍史比较研究”、“海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近三十年国际汉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我的汉学之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相遇、想象与再创造：西方作家与中国的交往”、“中国古典文学在东亚的传播与接受”等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了规模空前的“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成为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基地编辑出版有《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与《中国文学与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 Culture）。前者主要报道国际汉学界在中国传统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动态，自2010年以来已出版了18期。后者由基地与伊利诺伊大学联合主办，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袁行霈和美国著名汉学家蔡宗齐教授共同担任主编，是一份面向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的英文学术期刊，自2014年以来已顺利出版11期，并于2019年6月入选A&HCI检索系统，成为目前大陆学术界率先进入该检索系统的国际权威期刊。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华文明应该以更加开放、自信、谦虚的姿态，与其他文明站在平等互利的立场上展开交流，共享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带来的双重繁荣，达到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精神文化丰富多彩、不同文化共同繁荣的局面。”在2019年北京论坛上，汉学家研修基地承办了“馈赠与交融：中华文明的传播”分论坛。袁行霈先生在论坛中对中外文明相互吸纳、交融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这一北大学术文化研究和国际交流中的亮点，也正朝着袁行霈先生所希望的方向前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雅堂”。
